一個人の旅程

上海图书馆汗牛充栋的收藏中，有一本重新装裱过的簿册，每一面上都用毛笔字分行书写着一个个姓名和地址，如"廉老爷泉，寓北半截胡同云南张宅"、"朱老爷玉润，寓校场五条南头路东"，等等，其中也有历任清季江西湖口知县等官、建国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的商笙伯先生的大名。此物系上图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得之于废纸堆中，但在他眼里，其价值并不逊于宋刻元版。原来这是前清名宦沈曾植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任江西广信知府时专作来客登记用的"门簿"。为此，顾廷龙还特地请大名也在此簿上的商笙伯为之题写跋语。商老写道："簿中所列贱名，大约系……余以候补知县禀谒，为号房所记耳。"难得的实物，加上当事人之一的回忆，为我们寻溯古代衙署的门卫制度，提供了直接的佐证。

衙署设置门卫的制度，由来已久。《周礼·秋官》述士师有"五禁"职掌，其中之一就是"官禁"，即"非当官有职事者，不得擅入"。《三国演义》上说刘备任安喜县尉时，几番赴定州督邮的行署求见，"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这是出自《三国志·先主传》的史实记载。可见即使是"当官有职事"的身份，甚至有下属或职务上的关系，但如果不在该衙署上班，也要受到门卫制度的限制。

衙署设置门卫，大抵可分对外对内两方面的缘故。所谓对外，包括安全防范、彰显尊严、维护办公秩序等多种因素。试以迄今尚有建筑遗存的明清衙署为例，照例都是用一圈墙头上插有荆棘的高高的围墙，将整个官府建筑群与周边的环境分隔开来，而在史料记载中的历史现场，这种对外防范的措施还包括一种安置在衙署大门前的木架似的路障，颇似现代都市中常见的交通隔离栏。据《周礼·天官》郑注，这也是西周时就有的官府保卫装置，汉代通称"行马"，亦名"鹿角"，形状是一木横中，两木互穿成四角，一个一个连接起来便成为阻挡人马通行的屏障。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受知于令狐氏，其后对方供职机要部门，李商隐再难求见，赋诗云："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九日》），此为唐代亦有行马的诗证。到了宋代，俗呼行马为杈子。《东京梦华录》记北宋东京尚书省、秘书省等中央部院相对集中的街区两边人行道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从《点石斋画报》等图像资料看，这种防范措施一直沿袭到晚清。特别是专区行省以上的高级衙署，照例都是在围墙正面大门前用杈子隔离出一大片空地，作为从街区进入衙署的过渡地带。

古代衙署的外墙，按例都只许朝东南方向开设大门并派人看守。从安全防范着眼，或有侧背难以兼顾之忧。对此，《南宋馆阁续录》有个实例。据该书卷二记述，崇文院（中央文史馆）的门卫措施，除了"省门东、西拦马墙外各置杈子一带"以外，又在"西北墙外添筑外墙一重，并置铺户巡逻"。铺户，就是古代巡警的岗亭。崇文院是文化单位，尚有这些措施，其他军政机关的戒备当然就更加严密了。不过仔细推敲，所有这些对外防御的功能又多半只具象征意义。再举个实例：元代的秘书监是执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的正三品级保密单位，但是据《秘书监志》所载该部门打给中书省关于加强警备措施的报告，也不过"拟拨处军三名"守护。又如革命先驱黄兴先生追述他于黄花冈之役率领敢死队攻打清朝两广总督衙署的经过，原来这么一个正二品级的官府，也仅有"卫兵数十人驻守"（《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因后果》）。至于一般州县级的衙署，通常只有民兵性质的"壮班"负责守护。要之，古代衙署的武装防御，首先托赖于城防，一旦城内发生竟有人攻打衙署的突发事变，只能仰仗驻军救援。如前述黄兴率人攻打两广督署，两颗炸弹一扔，"死卫兵数人，余皆逃入卫兵室内"，结果还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闻讯带着正规军赶来，才将义军击退。

说到衙署设置门卫的对内方面的原因，大抵可用执行和稽察有关规章制度一言以蔽之，其枢机便是设置在衙署大门廊屋内的门卫室，也就是本文篇首引述商笙伯跋语中的所谓"号房"。

"号房"这个名称，非常形象地突出了衙署门卫的第一项对内功能--掌握机关一应工作节奏的信号发布。如清代《公门要略》等资料述州县衙署门卫职责，自卯初一刻（约合现在早晨5时半）"请锁钥开门"起，直到戌初三刻（约合现在晚上7时左右）给大门上锁，其间呼唤住衙人员起床、催促画卯上班、告知长官已到大堂或签押房办公，以及午休、散衙（即下班）的宣布等，都由门卫用敲梆或击云板等方式发布信号。衙署内部各院落及办公场所门户的晨昏启闭，也都归门卫操作，惟钥匙最后交长官保管。而在长官不宿衙内的中央各机关，这个权力则由门卫的负责人掌握，《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三二介绍南宋尚书省六部监门职掌，就有"掌司门钥"、"更司门键"两项。《南游纪旧》述北宋神宗时翰林学士孙巨源值夜班，必须赶在"掩门"即机关大门上锁前回去，也是这一制度的侧写。

衙署大门夜间上锁后，衙外倘有紧急公文投递怎么办？据唐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初当授衣假，无吏挽门铃"，可知当时已经有可以从门外按键通知门内的门铃装置。又《东京梦华录》载，在衙署外活动的铺兵，负有"夜间巡警、收领公事"的职责。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大门紧锁的状态下，虽然铺兵之类在衙外巡哨的人，可以通过"挽门铃"等方式告知衙内有紧急公文来了，但是如何传递进去呢？对此，《公门要略》述门卫职责时有个解释："倘有外来紧要文檄，令由转桶传进，即时拆看，不可延搁。"所谓"转桶"，亦称"转斗"，就是在门扇上安一个可以旋转的圆桶，一半露在门外，一半在门内，其使用方式就同现代银行柜台上那个客户与职员相互传递凭证现款的设备相似。这类细节还说明，衙署门卫与那些白天夜晚在衙前巡哨的护军、铺兵等武装人员属于不同的编制。

"号房"之称的另一个来历，是衙署门卫还要执掌一切人、物出入大门的号簿登记。宋陈国袁《六部门官厅壁记》："凡部官卯未之出入，疾病之暂告，与其谒制之可否，悉闻之部门，部门受其出入之时，以听上稽访。"就是官员是否按时上班下班，有无迟到早退，或因病告假，或有客来访是否允许接待，都要在门房留下记录，作为日后考察的根据。《耆旧续闻》里有两条史料，一说太学生请假外宿，多在号簿上书"感风"二字，大概就是头疼脑热要外出就诊的意思；一说崇文院里每夜轮值，如有故不宿，则多在登记簿上写"肠肚不安"。因知在其他单位和学校也有同样的规定。

历代衙署制度中，还多有不准在上班时间内接待与公务无关之来访的规定。如《朝野类要》记宋代制度："百司门首谒禁者，不许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则又加禁谒及亦不许出谒也。"就是说，倘在最高法院（大理寺）等审判机关任职的，连请假出访亦在禁止之列。《咸淳临安志》述三省、枢密院、六部等宋代中央部院的门卫职掌，外来人员如系公务来访，都要登记，"如敢辄入三省、枢密院都门，仰监门官并［枢］密院使臣密切检察"（《宋会要·职官》）。不过这些原则在地方机关就行不通，因为地方官员按规定都必须信在衙署大墙内，外来人员无论公谒还是私访，非得在大门开放这一段时间内进入不可，唯登记手续必不可少。其操作程序，是来访者先向门卫递上手本或名帖，说明事由，通过他们向长官转禀，所谓"一切事宜，总要根寻，存写号簿，名曰日记"。反之，官员及其家属走出大门，也要将时间、事由等一一登录在册。本文开篇所述沈曾植任广信知府时使用的门簿，正是这种规定的产物。仔细推敲，其实质同中央部院的"禁谒"、"谒禁"一致，还是以防范内外交通营私舞弊为目的。明代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发过一个文件，"仰各府州县官各立门簿一扇。凡乡官、举监、生员等入门并差人投递收柬者，把门人即行登记，执簿随行，逐一填注对官言语，书柬中言事。"同样，如系主管关禁、税粮、治安等行政的官员出衙理事，"掌印官亦置印簿付之，着令本官役人登记，所言者不许容隐"。就是说无论是接待还是出访，连谈话内容亦得记录在簿，倘是信件，则要登记摘由。"其有不令把门人登记，登记不实，先登记后更改者，记簿人同官吏一并治罪"（《海瑞集》上编）。倘若这些规定都能得到切实贯彻，莫说搞权力寻租，就是递条子开后门之类的小动作也难以存在了。

对外人而言，衙署是个"公门一入深似海"的概念，其内部厅堂众多，房廨无数，并且借助重重设障的墙壁门户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故衙署门卫的对内职责，还特别体现在衙内通行制度的执行监督上。比如说，撇开吏员宿舍区、档案保管区及库房区域不论，无论中央部院还是地方官府，一般都以仪门和宅门将整个机关的办公区域划分为以衙署建筑中轴线自南而北栉比连排的三块。以地方衙署为例，从大门到仪门这一块，是办理接受禀诉、代书取保等一般事务，以及各班皂役等候传唤的地方；属于衙署系统但也向民众开放服务的医学（诊疗所）、阴阳学（礼仪咨询处）等机构亦设在大门外；有体面的来访客人或请求参见的官员，也在设置在这一块区域里的"寅宾馆"中等候传见。督抚级的高等衙署，还按司道、州县、佐贰等不同级别区分等候传见的"官厅"，内设炕座。电影《甲午风云》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北洋水师管带邓世昌、林永升赴直隶总督衙署等候传见时，亲闻亲见隔壁厅堂里列强使节向总督李鸿章无耻讹诈的情景，愤懑之际，砸碎一个茶碗。倘按机关门卫制度，李鸿章接待外国使节必在仪门以内，还要事先由门房告知闲人回避，因知影片中这种短兵相接式的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

仪门以内，以长官公座和审案的大堂为中心，是衙署的中心办公区域，分科办理各种公事的书吏都在这一块区域坐班。从大堂后门出去经过川堂（即穿堂），就是包括长官签押房在内的机要办公区域了，通称内衙，可以说是整个衙署中戒备最严的地段。《水浒传》里高俅为林冲设圈套，将其传到殿帅府后，让人故意带他"过了两三重门"，就是有意绕过明确示禁的内衙门户，来到"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节堂，于是林冲就有了擅闯内衙的罪名。在地方官署，长官及其家属和幕僚等人的生活区也放在内衙这一块，所以这道门户又称"宅门"。此外，如收藏档案的架阁、收发物料的仓库等区域，也是闲人免入的禁地。倘是连监狱也建造在大墙内的州县衙署，其门禁更可谓"密不透风"。

大门以内的重重设防，实际上是针对一般佐杂官员，尤其是针对胥吏之类的。《梦梁录》卷九述南宋中央部司监门职责，有这么一段："奉行列曹之命，以正胥吏之失，赞长贰之惩决，以遵长官之意耳。"说明门卫除却对外防范，更要维护内部的秩序，并遵照长官旨意执行对违反纪律者的处罚。清初黄六鸿所编《福惠全书》卷二中，收有几篇他任地方长官时拟定的衙署门卫的岗位责任制，摘录如下：

《头门（即大门）告示》："示谕：把头门皂隶知悉：凡本县升堂，不许擅放闲人进门。每晚起更以后，即行封锁，一般人等不出入。"接下来还有夜间击鼓报时、轮替巡逻及黎明开门的按时"攒点"（就是前文所述发布信号）等职责要求，"违怠不遵，或查点不到，定行重责"。《二门（即仪门）告示》："示谕：把二门皂隶知悉：照得本县升堂，凡一应人等不许在门外围立、拥挤窥探。该班快手在二门外听差，遇有上司来差到门，俱令暂止，俟本县堂事毕，先行禀明传见；如系紧差应即见者，亦须禀明传入。敢有违误，定行重责不贷。"《宅门告示》："示谕：把守宅门皂隶知悉：照得川堂逼近内衙，务须严肃，不许容放一人后堂站立窥听。如吏书传送签套或紧急文稿，许击梆从转斗内投进。"接下来尚有其他一些严禁胥役进入内衙的规定，最后特别强调门卫日夜值班，"不得擅离，亦不许他人代替，如违责革"。

以上所述都是经办政务的机关。此外，在一些掌领专门事务并附设场坊仓储的衙署中，门卫制度中还有出入点检的职能。如北宋时隶属少府监、南宋时改属工部的文思院，附设制作器服、舆辇、册宝、法物、斗器等作坊40多个，分为上界下界两片厂区，两界都设有监门官，掌管官物收支出入登记，凡"文思院等处工作合雇人、入役者，具人数单于监门官点名放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在先隶工部、后改隶殿前司的军器所，门卫还要对出入工匠实行搜身。何刚德《春明梦录》介绍清代户部银库的门卫搜身："库兵之入库门也，虽严冬亦脱去衣裤，［库］内别有衣裤，亦不能穿之出库。出库时设一板凳，跨之而过，示股间无银也。且［须］两手向上一拍，口叫'出来'二字，示胁下、口内无银也。"不过该书又披露，库兵们还是有办法偷带银子出库，据说是服用一种药剂后，可使谷道内的一块交骨变松，然后"用猪纲油卷圆锭八十两"塞进肛门，"恰可相容"，惟"塞之于内只能容半点钟工夫，稍久亦便出"；"至冬间偷银，又有抽换茶壶之一法：茶壶出库必倒开一验，冬天冰冻，银在茶内，虽倒开亦不坠也"。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门卫检查也很严格，从事编校抄缮者亦各有神通把珍本秘籍挟带出去，文繁不录。

从零星的史料记载看，两宋以前中央部院的门卫系统，多由御史台分管，纳入机关风纪监察范畴。迄南宋，六部门官由吏部从"文臣有才力人"中挑选任命，任期满后可迁转诸寺监丞官阶，最低从八品，最高从七品，也就是说在部级机关当门卫室主任，其级别相当于地方上的县令。地方衙署的门卫，多归长官直接掌管，由吏胥充任。因为门卫职责除内外防范、司号登录外，还兼有转禀传达、应对访客及文书出入收发等其他多种功能，非娴熟仪制人情者不能胜任，所以"阍吏"（也称门吏、司阍等）即门卫系统的小头头，通常都是长期担任的。《东轩笔录》卷四中，记有一则宋代御史台的故事，道是台省有个阍吏，"工龄"有40多年，先后事奉过20余位御史中丞（御史台首长），"颇能道其事，尤善评其优劣"，一根表示弹压门禁的木棍从不离手，如果认为长官贤明就横着拿，否则就竖着拿，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了。宋仁宗时，素有清官名声的范讽任御史中丞，该阍吏向他禀报请示时，"必横其梃"。突然有一天，"其梃直矣，范大惊"，马上问他，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该吏先不肯说，再三追问，乃言："昨日见中丞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挥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教诫者又数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而可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讽大笑，马上表示要改过。由这则故事，不难想象老门吏在长官面前的体面。前引海瑞谕示中交待所属各府州县门卫种种维护纪律的责任，甚至有下属监督领导的意味，大概也得有这么一点因素垫底吧？

衙署门卫的职掌有这么多，其具体执事人数如"门子"、"门丁"、"门卒"一类，应该不少，但仅从国家认可的衙署编制上看，却并非如此。如《宛署杂记》介绍明代宛平县衙"门子"编制，总共才6名，每年每名支工食银3两6钱。6个门子，仅摊到大门、仪门、宅门这几道关键门户上当看守用，就已觉紧缺，遑论其他。故实际情形总是编制远远少于执事人数，如松江府所属两个县的门子共有86名。特别是到了地方衙署门卫事务日趋繁复、机要性质也日益加重的清代，所谓"门子"已名不副实，大多改为长官的随身侍役，而真正掌管衙署内外门房并分执各项事务的，几乎全换上了长官自己的私人，其中一两个总管级的人物，就是前文所述"阍吏"、"门官"这种角色，更是非长官亲信莫属，反过来还得有几个"三小子"等级的少年侍役服侍他。所以像海瑞提出的门卫应发挥监督长官遵章守纪职能的要求，放在清代，特别是康熙以后，是绝对不可能了。当然，在级别较高的机关如中央部院或大区行省的衙署，改用私人掌管和执役门卫是绝不允许的。比如凡督抚级衙署，都设置负责传宣的文巡捕和负责警卫的武巡捕，均为占编制的正式官职，相当于分领现代机关的传达室和门卫室。惟内衙门务的总管，必用对长官忠诚且有威望伏众的私人，因为他不仅得管住闲人禁入机要区域，还得看住在内衙供职和住宿的人，包括幕友及老爷的亲属在内，不许他们任意跑出来。"盖衙署随处有弊，无内应则不行……不可不慎择而严防"（清何耿绳《学治一得编》）。

有编制的门役工食银低微，改用私人执掌门务则连工食银也没有，他们的收入全从职务上来。特别是"门政大爷"一级的角色，居然是地方衙署中收入最丰的职务之一。

门卫"合法收入"的第一项是门包，即求见长官者奉献的礼金。据顾炎武《日知录·阍人》说，东汉时大将军梁冀权势熏天而耽于游乐，下属求见，门房不肯通报，"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此即门包的滥觞。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和《武王伐纣平话》中，皆有衙署门子索取门包的叙述，约见由汉及唐一脉相续，到明清已是见怪不怪了。特别是地方士绅或干谒请托的非公务性求见，不给门房塞门包或给得太少，大多不肯为之递帖通报。各级长官的下属，逢年过节也要给上级衙署的门卫送"门敬"，此乃定规。着意笼络借机打听长官此刻心态或衙署内情的，平时还会相机多给。门禁严厉的衙署，外人得与攀谈的对象只有门卫，功夫到家就是安置耳目。《儒林外史》第五回中，高要知县施政不当激起众怒，商民鸣锣罢市，"将县衙门围的水泄不通"，而且点名只要揪出躲在幕中出坏主意的劣绅张静斋来打死。"知县大惊，细细在衙门里追问，才晓得是门子透风。"此也见得门房地位的特殊。

求见有门包外，给长官送礼也要给转送礼金礼物的门房一份谢礼。《红楼梦》第六十回中，柳家哥哥就是门房，柳家嫂子自述："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的班儿，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日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余外给门上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荣国府主人是不必住衙的京官，所以广东来的外官可以把礼物送到私宅，外官必须住在机关里，所以礼只能通过衙署的门房送进去。主人得两篓子，门房另有一篓子可分，略见"门上该班儿"的"外财"是不少的。

门卫"合法收入"的第二项是各种"规费"，即所谓"陋规"。比如地方上孔圣、关圣、城隍等祠庙的官费祭祀，据《清代州县故事》："发各庙春秋二季祭祀银两，问明每两折钱若干，门房每串或扣一百二百不等。"以此揣测，大概凡从衙署支款报销及供货行铺前来结账的，总有不少雁过拔毛的"规矩"。再如民事诉讼的呈词收转或刑案嫌犯、证人、邻右等人解到和传唤，都要经过门卫，"要探听案之好歹，将规费收清"（同上）。所谓"案之好歹"，或许也包括斟酌案值多少，就像转送礼物一样，得按比值收取"规费"吧？总之这里面花样极透，"向来自有章程"，不守"规矩"是不行的。俗语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第一个收钱的便是门房。

至于"合法收入"以外的"非法收入"，那就讲不清楚了。不举三言两拍、《聊斋》一类的小说家言，仅清代《刑案汇览》中，就有大量的门丁犯罪案例，涉及撞骗商铺、侵蚀钱粮、索诈民众、私押徒犯、干预公事、受贿舞弊、私放嫌疑人等各种罪名。由于门役大多是长官带来的私人，特别是"门政大爷"，定规是长官亲信，故居官谨慎者对此职务的用人都比较重视。比如清代的汪辉祖，做过20多年州县师爷，有"江南名幕"之誉，后来考中进士，自己也当了州县长官。他在《学治臆说》中谈经验："司阍非老成亲信者不可，其任有稽察家人出入之责，不止传宣命令而已。心术不正，将内有所发而寝搁，外有所投而留难，揽权婪诈，无所不为，其后必至钩通司印（即掌管公章的办公室机要人员），伺隙舞弊。此二处，官之声名系之，身家亦系之。"有此见识，所以当他出任宁远知县时，特地从长期跟随自己游幕的亲信中挑了一个"素无才识"的老实人主管内衙门务。一年以后，"间有言者"，说此人耽搁禀单，刁难来客，私捺朱票，贪财索贿。他还不相信。再过一年，此人终于闯祸，"而事败，乃痛惩焉"，但汪太爷的官声"已几几受累矣"。由此看来，这条咽喉要道实在是事故多发地段，倘无时时警钟长鸣，老实人也会变坏的。